赵之谦(1829～1884)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祖辈经商，到其父辈时已家道中落。虽然生活艰苦，但年少的赵之谦仍勤于书斋，诗、书、画、印无不道晓，尤精子篆刻。赵之谦30岁(1859年)中举人，42岁时赴江西为官，曾先后任鄙阳，新奉、南城诸县县令,至56岁去世。赵之谦平生著述甚丰,有《梅唐集》、《悲盒诗剩》、《勇卢闲话辑》、《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等。
赵之谦生活的19世纪中叶，正处在我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19世纪60年代，赵之谦中年肘，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开展，席卷江浙一带。赵之谦逃亡他乡不久，其妻及女病卒，赵之谦乃记恨于太平天国，从他此时期的作品中可见其思想情绪，如《行温卅述怀诗》中云:“今我陷贼,生存非为喜,洁身耐磨父，负心与妻子(《悲庵剩墨》)”，刻“二金蝶堂”印中，边款注明刻印缘由：“遭离乱，丧家室……刻此石,告万世”。又刻印款曰：“三十四岁，家破人亡，更号悲庵。”在其鉴古堂印的长文边款中云：“得家人从死，屋室遭焚之耗已九日矣，以刀勒石，百感交集(《二金蝶堂印存一集》)。”
赵之谦42岁以后，做了几任县令。在南城任职期间(1884年)，法国进兵越南，侵犯台湾。闽海、南城久圯不治，郡守与赵商议，宜及时修城，以坚固城池， 捍卫疆土。其时，赵之谦已年逾50岁，案牍劳形，仍满腔爱国心，竭尽全力，以衰病之躯支持军需。他在与友人信中说：“越南事愈不妥，然有此小胜，亦足以豪，即亡，犹过于而缚衔璧也(衔璧：意即兵败而降)。”他的一些诗中，也充满了民族感情。如：“英法通商求五日，鸦片毒人逞祸首，火轮立足降风波，火能主神思作歌，此污中土谁与拭，万里河山一点墨，修约数十已屡更，尚可征商恣横勒。呼度一吠凡犬驯(夷呼犬曰度，入声)，物有相畏性所因，畏夷民更甚畏贼,应悔生为中上人(《孙复用前韵成闽中杂感四章见示,依处答之》)。”
赵之谦一生经历忧患,造成了他恃才傲物的孤癣性格。他对农民起义既怨愤，而又无可奈何；对外国侵略者既仇恨，却又抗击乏力而自认晦气；面对种种的不幸，他常常沉浸于一种孤寂、悲怆、愤懑和抑郁的心情中。
作为文人画家，赵之谦的绘画作品具有文人画的特点，即画中有诗，诗画结合，蕴含着深厚文学内涵；在绘画传统的“神形兼备”中，更重神似，摒弃纯粹自然地模拟客观对象，强调写意，竭力表达作者的主观因素。思想感情和秉性气质，尤其追求作品的书卷气，士气，即所谓高雅脱俗的文人风度。在技法上，讲究笔情墨趣，纳书法于画法，以书法的表现力融于绘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