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优秀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还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毛体书法”，结识并与许多著名书画家成为好朋友。但人们很少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看到毛泽东的印章，而他的藏书印及其印章的边款，更是难得一见。
笔者在2001年编辑校订重版1937年版《毛泽东自传》（汪衡译，上海文摘社、黎明书局印行）一书时，发现该书的插页中有一幅毛泽东手书题词，其落款处有一枚朱文“毛泽东印”。毛泽东的题词、题字、书信或书法作品后有钤印的极其罕见，这枚印章的作者是谁呢？ 为此，笔者从2002年开始，经多方查询和求教方家，均没有得到答案。但笔者在写作《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一书过程中，专门对毛泽东印章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考证，发现并收集整理了有关毛泽东印章的珍贵资料。
毛泽东一生到底用过多少印章呢？ 为毛泽东治印的篆刻家又有多少呢？ 从笔者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可以发现毛泽东的印章至少有37枚，为毛泽东治印的篆刻家有曹立庵、谢梅奴、齐白石、钱君匋、邓散木、刘博琴、吴朴堂、张樾丞、陈巨来、谈月色、康殷、傅抱石、任小田、齐燕铭、石昌明、柳玉昌等有名有姓的共计16人。
《毛泽东自传》中的这幅手书“抗战题词”，是毛泽东于1937年7月13日题写的，最早刊载于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上海黎明书局刊行的《文摘战时旬刊》第二号的第13页（民国廿六年10月8日，即1937年10月8日出 版），是该刊连载的《毛泽东自传（三）》的插图。此时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6天，毛泽东在延安发出了：“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年谱》记载：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这天出席了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积极同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路军及冯钤哉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有资料显示，在1936年7月15日，也就是在毛泽东手书上述题词之后的第三天，在为汪锋、周小舟等人赴国统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介绍信上，也盖有这方朱文印“毛泽东印”。
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此手书题词是如何在两个多月后就转到上海并发表的呢？ 笔者考证认为，这是中共地下交通员带到上海后，通过潘汉年（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转交给文摘社的。根据篆刻家王本兴考证，此枚印章早在1929年就曾使用过。江西宁都县博物馆收藏有一张1929年2月13日的筹款公函，上面有红四军军长朱德和党代表毛泽东的签名盖章。而这枚朱文印章与《毛泽东自传》插页的印章形质一致、气韵相同，可以说是同一枚印章。可见，这枚朱文印“毛泽东印”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毛泽东印章。但篆刻者是谁？ 是否由红军将士所刻，还是请江西地方篆刻家所刻，有待进一步考证。非常可喜的是，这枚用普通青田石篆刻的“毛泽东印”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
在江西，毛泽东还曾使用过一枚木质朱文“毛泽东印”。这枚印章钤印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上。毛泽东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身份，与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一起钤印的。此枚印章的使用时间应该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之后。另外，1936年7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上，曾钤盖有隶书朱文印“毛泽东印”。
非常惊喜的是，笔者收藏到一本德文版《CHINA IM KAMPF》（《中国在战斗》），书中收入了毛泽东1937年5月15日在延安写给西班牙人民及武装同志们的一封信（局部）的影印件。而这封信的落款处，钤盖了一枚白文印“毛泽东印”。在研究中，笔者还发现这封信曾在1937年9月18日的《救国时报》公开发表过，信的全部内容共六页。此印的作者是谁呢？ 目前依然有待考证。
由此可见，在1937年，毛泽东曾使用过多枚印章。在同时期，还有一枚白文印“毛泽东印”。此印出此何人之手，目前也是一个谜。但据有关人士考证，毛泽东1936年2月创作的《沁园春·雪》中，在落款处钤有此印。
现在，我们看到的另一副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条幅中的白文印“毛泽东印”和朱文印“润之”两枚印章，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曹立庵是著名金石书画家，学名美植，别署十万印楼主人，湖北武汉人，系著名工商业“曹祥泰”家族成员，享有“柳（亚子）诗、尹（瘦石）画、曹（立庵）印”的美誉。这两枚印章，是1945年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时，由著名诗人柳亚子约请其为毛泽东专门篆刻的。9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张伯苓。柳亚子告诉毛泽东准备将其七律《长征》收入《民国诗选》一书中，并将当时该诗词流传的版本请毛泽东本人校对。就在柳亚子“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阙，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当即，毛泽东遵柳亚子之意，特手书《沁园春·雪》一词相赠。毛泽东走后，柳亚子发现毛泽东手书诗词上面没有落款和钤印，10月 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在红岩村见面。柳亚子携毛泽东手书的《沁园春 ·雪》请毛泽东钤印。毛泽东告诉他：“没有。”于是，柳亚子当即就向毛泽东许诺：“我送你一枚吧。”不攻篆刻的柳亚子从红岩村回来后，立即赶到重庆南岸枣子湾，找他“几乎每隔三几天就要见一面”的曹立庵，请他为毛泽东刻印。听说要给毛泽东刻印，前后为柳刻印三十多枚的曹立庵爽快地答应了，连夜刻了一方白文印“毛泽东印”和一方朱文印“润之”。刻好后，曹立庵把两枚印章送到毛啸岑家面交给柳亚子。随后，柳亚子先将两方新印钤在毛泽东手书赠他的《沁园春·雪》横幅上，再将此二印奉赠毛泽东。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还专门提此事：“亚子先生左右：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
有“篆刻王”之称的著名篆刻家湖南人谢梅奴，在1948年也冒着生命危险刻写了毛泽东《沁园春·雪》共计三十多方印章，这是第一组毛泽东诗词的篆刻艺术作品，现收藏于现国家博物馆。1949年，谢梅奴受杨勇将军所托，为毛泽东刻过两方印章，一方为朱文印“润之”，一方为白文印“毛泽东印”。前者得玺印之神，后者得汉印之意，可见篆刻家的深厚功底。白文印“毛泽东印”刻有边款，曰：“润之先生，纬武经文，致力于人民解放运动，数十年如一日，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丰功伟绩，远迈前修，聊效野人，制此为献，并祝长年同兹贞石，谢梅奴敬刻，时己丑八月四日，长沙解放。”
自称“三百印石富翁”的著名画家、篆刻大师齐白石先后两次为毛泽东篆刻四方印章。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齐白石，欣喜之际用名贵的寿山石为毛泽东刻了朱文印“润之”和白文印“毛泽东”各一方，请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的著名诗人艾青转赠毛泽东。齐白石所篆印章，从章法上看，字字留红，整体上大开大合，疏密有致，充分体现了“胆敢独造”的精神，刀法上以单刀直冲为主。齐白石在朱文印“润之”上刻有边款：“毛泽东主席永宝，白石年九十刊。”
1950年夏，毛泽东在收到白石老人赠送的两方印章后，即派秘书田家英接老画家到中南海促膝交谈，后来朱德总司令也应邀前来。他们在品茗赏花后，一同共进晚餐。交谈中，毛泽东除了表达谢意之外，还告诉齐白石，政务院将聘请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随后，齐白石又用高山石为毛泽东治印二方，采用汉印之风篆刻白文印“毛泽东”和朱文印“毛泽东”。齐白石先生为毛泽东篆刻的四枚印章均珍藏于中央档案馆。
1949年11月，上海解放后不久，著名篆刻家钱君匋怀着崇敬之情给毛泽东篆刻了白文印“毛泽东”和朱文印“润之”各一枚，并通过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转赠给毛泽东。1954年，当钱君匋在北京任中国音乐出版社副总编时，应邀赴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笑着与他握手，说：“你刻的印非常好，谢谢你。”1961年，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通过上海博物馆找到钱君匋，并带去了一块印石，请其刻一枚藏书印。钱君匋又刻了一方“毛氏藏书”朱文印。
1963年，著名书法家邓散木应章士钊先生之请，以寿山石为毛泽东治白文印“毛泽东”一方。此印有两处别具一格，一是将“毛泽东”姓名横刻，而“泽”字的三点也从左边移到右侧下端，正好弥补了“毛”字笔画少与繁体的“泽东”二字相协调。这是毛泽东印章中创意最为大胆的一个，属于典型的大印。此印为龙钮大印，顶部空琢双龙，并刻边款。章士钊看见后赞不绝口，觉得“‘毛泽东’阴文三字线条横不平、竖不直，却自然天成，返璞归真”，称赞说：“好个龙纽大印，刀力非凡！”此印现陈列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毛泽东的藏书大都钤有“毛氏藏书”印，而且有好几种，其中最为常见的为一方略成长方形的朱文印“毛氏藏书”，此印为北京篆刻家刘博琴所作。刘博琴是北京大兴人，出身名门，珍藏书法名画和古玩甚多。1949年年底，有中南海工作人员来到琉璃厂，送来一块寿山石料，请他为毛泽东刻了这方仿明古印字体的“毛氏藏书”。早在1937年刘博琴就曾应约为毛泽东刻过“润之”印章（此印未收集到）。1953年冬，素有“铁笔”之称的刘博琴又用寿山石为毛泽东篆刻了一枚朱文印“毛氏藏书”，上端平刻梅花纽，十分精致。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
另一方常见的毛泽东藏书印，是上海著名篆刻家吴朴堂（又名吴朴）所作。1953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陈叔通会见毛泽东。闲谈中，毛泽东想请人刻一方藏书印。陈叔通就约请老朋友吴朴堂为毛泽东操刀。吴曾回忆说：“毛主席身为国家领导人，所藏之书数不胜数。书多，盖印多，印面就容易磨损，必须刻得深，上下线条必须一致。”这枚朱文印“毛氏藏书”，线条浑厚雄壮，印文有大篆之意，章法外紧内松。毛泽东对这方“藏”字简笔富有艺术感的“毛氏藏书”印很是喜爱。20世纪60年代初，吴朴堂还曾用寿山石为毛泽东刻过另一枚朱文印“毛氏藏书”。此印上端刻有象纽，大象四腿粗壮浑厚，象背上卧睡着一稚气可爱的孩子，生动形象，栩栩如生。
1953年前后，著名篆刻家、北京琉璃厂“同古堂”老板张樾丞用寿山冻石为毛泽东篆刻一枚朱文印“毛氏藏书”。张樾丞平生治印五十余年，印作数以万计。他曾为末代皇帝爱新觉罗 · 溥仪篆刻过“宣统御笔”“宣统之宝”，也曾为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刻过公章。民国年代，他还曾为段祺瑞、唐绍仪、吴佩孚、冯玉祥等政要名人治印，也曾为鲁迅、罗振玉、傅增湘、沈尹默等文人雅士治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正是张樾丞所刻。同时，他还曾为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刻过印章。
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陈巨来，1949年前曾应友人之邀用象牙篆刻朱文“润之”印一枚。当时，他并不知道“润之”是毛泽东。1956年，他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要求为毛泽东主席治印。他三易其稿，用青田石篆刻了朱文“湘潭毛泽东”印，并收到中央办公厅的感谢信和润笔费三百元。
在为毛泽东治印的篆刻家中，还有一位女性篆刻家，名叫谈月色。谈月色是广东顺德人，原名古溶。1920年与蔡哲夫结婚，学习篆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柳亚子推荐为毛泽东治印三方，分别是白文印“毛泽东印”、朱文印“润之”和仿瘦金体朱文印“毛泽东印”。谈月色的篆刻刚柔相济，落落大方，丰神流动，端庄挺拔，娴熟拙辣，意度天成。
齐白石弟子石昌明11岁时因病失聪，12岁时由父亲带到长沙拜师学艺。因为是全聋半哑，齐白石没有答应，出于同情让他作为“旁听生”。随后，跟随齐白石二十余年，深得师傅真传，赞誉其“篆法佳，大有齐门法”。1946年前后，石昌明在阅读毛泽东《沁园春·雪》后，深为折服，四处赞颂，被国民党抓捕入狱。至此，他才得知《沁园春·雪》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所作。出狱后，他怀着对毛泽东的敬意，偷偷地篆刻了一枚白文“润之吟咏”印。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枚印章送给了师傅齐白石。1953年，齐白石将此印送毛泽东，并介绍了这枚印章的历史。毛泽东听后，很是感动，笑着说：“你这个聋哑学生，为我的《沁园春·雪》吃了苦头，不但不怪我，反而刻印章送我，难得他一片赤诚心啊！”
古文字学家、北京印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康殷，书法以魏碑、小篆、金文最为浑穆凝练，气势博大。1953年10月，他在广州为毛泽东篆刻一方象牙朱文印“润之藏书”。印章右侧边款绘制有古代哲人画像，席地而坐，羽扇纶巾，并篆文曰：“刻临唐孙位高逸图，辽西康殷”。此印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
著名国画大师傅抱石也曾为毛泽东镌刻朱文印“毛泽东印”一枚，但毛泽东从未用过这枚印章。1959年，傅抱石与关山月受命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时，因听说毛泽东要亲笔题款，于是傅抱石就按照中国书画传统，刻下“毛泽东印”和“江山如此多娇”印，以便毛泽东在题款时钤印。年底，齐燕铭向毛泽东汇报，画作已经完成，并请毛泽东题款“江山如此多娇”。但在要不要钤“毛泽东印”时，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大凡自己的书法与题词都没有钤过印章，这次也不要破例，不盖为宜。因毛泽东没有在落款后钤印的习惯，所以此印一直未使用过。直到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江苏书法篆刻系列大展”上，此印才首次公开面世。此印由傅抱石之子傅二石所收藏。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浙江篆刻家任小田用寿山石为毛泽东篆刻了一枚朱文印“毛泽东印”。在印章四侧均刻有行书边款，内容为七绝诗一首：“长流膏泽大江东，万象更新日新红。篆刻雕虫原小技，而今得意亦春风。”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的齐燕铭，既是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一位艺术家、篆刻家。他曾为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聂荣臻、陈叔通、吴三立、吴晗、田家英等治印。1959年，齐燕铭用寿山石为毛泽东治朱文印“毛泽东印”一方。此印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颁发任命通知书时,常用一枚他的手书签名朱文印章“毛泽东”，此印篆刻时间应为1949年，高8厘米，宽3厘米，现珍藏于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但篆刻者不得而知。在毛主席纪念堂，还珍藏有另外两枚毛泽东手书朱文印“毛泽东”。据介绍，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开始使用这两枚印章。著名篆刻家王本兴先生还为笔者提供了毛主席纪念堂珍藏的另一枚白文印“毛泽东”，印章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由中央办公厅随毛主席的遗物转交纪念堂的。从该印章的边款内容“铁斋谨制”来看，这枚印章系名号为“铁斋”的人所刻。但“铁斋”的真实姓名已无从查考。
此外，一位名叫柳玉昌的民间篆刻家篆刻的白文印“毛泽东印”和朱文印“润之”各一枚。印章采用煤精石所刻。柳玉昌是西安人，1963年，19岁的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篆刻了两方印章寄往北京，被中央档案馆收藏。
毛泽东一生到底用过多少印章，也许我们无法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通过毛泽东印章背后的故事看到，毛泽东因此结交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与一大批党内外的知名人士进行了交流沟通，这本身就是他一生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所以毛泽东的印章和这些印章背后的故事就具有了更加广博深邃的内涵和特殊的价值。
（本文写作得到著名篆刻家、书法家王本兴先生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鸣谢）
